职业教育如何进行深化改革？职业教育重要性提至新高度

　　这次职业教育倡导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无论是职校端，还是学生端，下层都尚未完全做好迎接这场变革的准备。“普职同重”与中考分流加速了教育焦虑与教育内卷，政策将倒逼出一批教学水准更高的职高，还是加剧教育分层与阶层固化，尚需观察。

　　“普职同重”在国家政策层面已经加码多时，但在实践层面，职校与普通中学并肩依然任重而道远。

　　“普”指普通高中，“职”指职业高中(下称“职高”)，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同属中国中等教育层级，职业高中也叫“中职”(即中等职业教育)，属于国民教育序列的学历职业教育，学历职业教育还包括初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选择上初等职业学校(与初中教育层级并列)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在很多人眼中，初升高的考试是人生第一道分水岭。而随着教育部颁布的“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政策而来的，是这道分水岭愈来愈深，成为学生与家长难以跨越的鸿沟。

　　坊间解读是，这道政策意味着“有一半学生上不了高中”。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女士告诉《财经》记者，在这样的前提下，上海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到夜里十一二点，很苦，也很“卷”。

　　放眼全国各大城市，情况几乎相差无几。在不少学生家长看来，中考的压力远甚于高考，原因之一就是高考录取率更高。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考总体录取率达到81.13%。另一数据是，中国高校毛入学率54.5%。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告诉《财经》记者，如果将这个数据与50%的高中升学率结合起来看，可以理解为，上了高中的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学。那么，初升高分流的实质是把高考的竞争压力往下压到了中考。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副主任甘华田建议，取消中考普及高中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全国人大代表李燕建议，从中国产业人才实际需求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稳步提升普通高中入学率，通过3年-5年的时间将普通高中入学率由2020年约53%提升至80%，形成“以学历教育为根基”的产业基础人才池，不仅满足现代产业对技术工人的更高要求，也能直接减少家长对子女升学的焦虑，防止“内卷”。

　　尽管政策赋予职高新重任，但如前述，职高在民间接受度很低，“普职同重”的倡导实际面临着上热下冷的尴尬境地。另外，职高还面临着生源质量低、办学水平低等问题，职高究竟能否起到政策设置的初衷，有待探讨。

　　两次职教之变

　　近几年，顶层设计已将职业教育重要性提至新高度。

　　2017年，全国教育会议提出：要加快优化教育结构，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发展支撑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后续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高职类院校扩招100万人。此后，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双高计划”，提出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2019年底“职教20条”等方案陆续出台，这些顶层文件都将矛头指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类型不同，地位上同等重要。

　　历史上，职业教育被 “重视”并非首次。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中等专业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中专学制可以多样化：招收初中毕业生，一般为四年，个别五年，有的专业仍保持三年;招收高中毕业生，一般为二年，医科和工科等有些专业可为二年半或三年。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从实际出发，提出不同的招生对象和学制。

　　上述政策促进了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培养了初、中等专业人才。但彼时全国各地经济发展需要高级专业人才，由于当时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有限，又是计划分配，地方和基层的一般单位很难分配到大学毕业生。为了补充地方所需应用型人才，1980年一些大中城市开始试办专科层次高职，如短期职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正式产生。

　　随后，1982年的国务院《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出：“要试办一批花钱省、见效快、可收学费、学生尽可能走读、毕业生择优录用的专科学校和职业大学。”该政策使职业教育上升到专科教育层次。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充分发掘现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潜力，扩大招生，并且有计划地将一批普通高中改成职业高中。”1991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扩大中等技术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使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截至1991年，中职生在校规模达到了227.7万，同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61.43万。可以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职教为国家培养产业工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不过，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看似重视职教，实际却恰恰反映了对职教的不重视。过去的中专升格了，但没有地方培养熟练技术工人，就把一部分薄弱学校改为职高，再加上当时中国工业尚未转型，职高的专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种，如酒店服务业、餐厨业等低工种专业。家长自然不愿意送孩子进这类学校，社会上也就形成了不重视职教的观念。

　　与前次职校加速建设相比，顾明远认为，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视职教。原因是，中国已经从落后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将来还要转型为创造业大国，这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人，加强职业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与前次相比，此次职教重视之路显得更为艰难。在政策由上而下波及的过程中，学生家长抵触职高的倾向尤为明显。一位不愿具名的初中班主任告诉《财经》记者，哪里会有学生家长愿意送孩子去读职高?学习再不好，家长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其他出路，能拿钱读民办高中也行，能出国也行。一位学生则说，此前她对职高没有概念，听说政策以后才去网上搜了一下本地职高有哪些，其中一所是同学的姐姐就读的，此前他们讨论那所学校时，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很差的学校。至此，她才对职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与其在这样的学校耽误青春，不如努力争取上个大学。”

　　职高的尴尬境遇

　　在国民教育序列里，职高属于学历职业教育的中间阶段，下有初等职业学校，上有高等职业学校。由于九年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就读初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较少。随着国民受教育度不断提升，职高是否也应被普通高中所替代，成为教育下一步的探讨方向。

　　职高问题之一在于其可能达不到政策设置的初衷。姚洋认为，我们认识职业教育的关键点之一是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现阶段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而职高的现状，一是很多专业设置无必要;二是无法让学生学到有效技能，现阶段也并不具备全面扭转职高教育的条件;三是教育需与学生成长阶段相匹配，17岁-18岁的学生即使毕业也尚未做好参加工作的准备。

　　职高问题之二则在于它存在的负面印象与低水平运转已形成恶性循环。顾明远表示，职校在国内认可度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讲，“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没有说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二是当前存在着分配不公、贫富差别，学生上了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毕业以后的收入较高，而职高出来的学生只能游荡在苦力阶层。三是中国过去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高，对工匠的需求不高，因此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特别是本世纪初大学扩招后，职业高中更加萎缩。四是“文革”中撤消了中专，“文革”后很多中专升格为高专，职业高中一般在低水平上运转。考不上普高的学生只能上职高，职高的生源质量与办学水平都比较低，学校环境较差，家长们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校，担心这样的环境反而把孩子带坏，长期以来社会上逐渐形成了看不起职业教育的观念。

　　如前述班主任所言，有条件的家长都会为孩子另谋出路。姚洋告诉《财经》记者，现实情况是，去读职高和技校的大多是农村孩子，他看过一个技校，学生几乎都来自农村，其中三分之一是单亲家庭。这说明中考分流实际变成了阶层固化的工具，被分流到职高的学生收入与行业均被锁定，他们之后再想提高收入或改行都变得更困难。

　　在这样的模式中，无论是校方还是学生方，都会双双困在恶性循环里。对于校方而言，生源只能固化在低端，对于学生而言，一旦读了高职，就是阶层与人生的长期锁定，长此以往，任何一方都无法改变困境。

　　那么，职高是否应该被替代，还是应该对职高进行深入改革?

　　受访的教育专家普遍认为，有三种路径可供探讨。一是提高中职教学质量，二是取消职高办普高，三是发展普职融合的教学模式。

　　姚洋的建议是，缩短学制，普及高中教育，小学5年+中学5年，共10年义务教育，读完之后学生再去考虑要读技术大学、高职还是普通大学。这样做的考量，一是上大学之前，12年的教育年限过长;二是中国产业在升级，更需要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三是这样的教育安排更符合孩子的心智发育阶段。

　　顾明远则认为，职高进行深入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对口社会需要是关键。毕竟，普高仍然存在质量不均衡的问题，也存在名校与薄弱学校的区别，将现有职高一下子办成优质普高是不现实的，即使将职高改普高，仍然不能满足所有家长的要求。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已达到54.4%，但还有40%的高中生上不了大学，普高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技能，更难以就业。同时有一部分学生可能对学科缺乏兴趣，但动手能力很强，应该给他们提供学习机会。

　　尽管在“职高是否应该被替代”上各方难达一致，但多数业界人士的共识是，职高的教学水准与境况和政策层面赋予它的期待并不匹配，仅看眼下职高建设情况，恐怕其难担培养高层次技术工人的重任。

　　中国为什么缺技术工人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中国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较为严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球就业人员总量的20%，高技能人才数量不足6%。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也就是说，一个技能人才至少有2个岗位在等着他。这也是国家近几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原因之一。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表示，随着年轻人就业取向的改变，老一代农民工逐步进入老龄，“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这一错配现象依然会存在，在某些行业可能更为严峻。据她了解，现在有的建筑工程项目以每天700元的工资居然还是雇不到人。而年轻人可能会追求更加“稳定”的工作，2022年公务员报考仍会是热门，很可能会再创新高，这一现象需要引起关注。

　　不过，中国缺技术工人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就业结构性错配压力越来越大。中信证券研报显示，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上涨，加大了就业结构性错配压力。199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仅为100万左右，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达到500万，且连年创历史新高。2018年高校毕业生达到820万。学生人数的不断提升，一方面从总量层面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基数越来越大造成就业结构性错配压力的上升。特别是专业集中度上升造成的岗位工种缺失。以2011年为例，专业集中度逐渐提升，中国经济金融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数量达到39.7万人，远远超过工程与技术专业16.7万人的毕业生数量。

　　其次，中国工人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姚洋表示，与待遇相比，中国工人更缺的是社会地位。其他行业，如互联网大厂有定向级别考核，工程师有中级高级之分，文科教授也有一级二级之别。但工人尚缺乏一套像“八级工资质”那样的全国工人等级评价体系。

　　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职业工人的高光时刻。姚洋回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企工人待遇并不低，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职业教育也有一套更为完善的体系。比如，我们现在讨论职教时多以德国“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作为研究范例。在德国的“双元制”体系中，企业与国家公办学校各为“一元”，企业实践与职业学校理论教学紧密结合，企业主导参与教育是双元制的重要特点。

　　“中国曾经也有这样一套体系，并且十分完备。”姚洋说，在20世纪80年代，国企会办大学，工厂会办技校，读完技校，工人可以进厂子工作，国企职工可以进大学拿文凭，在工作单位里，工人既有生活保障，还能完成学业进修。

　　不过，随着90年代后大学教育的普及，一般化教育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里，大家思维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上大学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培养孩子的共性目标。顾明远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学历社会，不是能力社会。长期以来工资待遇主要与学历挂钩，而不是与能力挂钩。

　　姚洋则认为，中国现阶段不具备重回过去人才培养模式的条件。一是因为大家观念改变了，包括农村家长在内的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读大学。二是，30年里，我们“二元制”培养人才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再让企业与职校合作培养人才是很困难的。企业都是市场化运营，了解职高阶段学生学不到真本领，不会招收职高学生来就业，其结果就是，企业只会拉学生以顶岗实习为名做廉价劳动力，长此以往对学生积极性损害很大。

　　因此，中国缺技术工人是多方面、综合性的问题，仅凭初升高分流“一刀切”恐怕难以达到既定目的。

　　职业教育改革探路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然而，仅靠制度为职业教育“正名”还不够，在众多层面职业教育还未与普通教育达到真正同等。

　　首先是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尚不及普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曾表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由于需要大量的实训设备以及实训耗材的投入，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一般高于普通教育。与同等层次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投入成本一般应是普通教育的三倍。2020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总额2871亿元，占高中阶段教育的34.08%，只有普通高中的一半。由此可见，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于目前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社会认可度较低，这导致社会优质资源很难自发地向职业教育领域集中。职业教育的发展对政府的投入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在录取条件方面，职业教育的门槛也显著低于普通教育。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财经》记者，大年初六以后，美容美发专业随到随学。培养期限分为短期与长期，短期班只需2个月-3个月即可出师。

　　顾明远认为，要把提高职业教育地位的政策落到实处，一是要加强职业教育的投入;二是要对职业教育进行深入改革，特别是要把职业学校与企业联合起来，培养技术工人的实际技能，并且毕业以后能立即就业;三是要提高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待遇，这样职业教育才有吸引力。

　　不过，姚洋认为，职业教育需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中国现阶段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这样的人才不能仅靠职高来输送，更适合的方式是将1200所大学中的一半变成技术类大学，由大学完成专项人才的培养。

　　“如果用历史视角来审视这件事，就会发现，中国曾经有一半大学做一般性教育，另一半培养职业人才。但随着90年代后一般化教育的普及，很多学院都升格为大学。”姚洋说，这样高层级的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反而萎缩了。

　　总体来看，这次职业教育倡导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无论是职校端，还是学生端，下层都尚未完全做好迎接这场变革的准备。从执行层面来看，“普职同重”与中考分流带来最直观的结果是，其加速了教育焦虑与教育内卷，如果政策持续一段时间，是将倒逼出一批教学水准更高的职高，还是加剧教育分层与阶层固化，尚需时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