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自1977年以来恢复高考制度的第45年,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双减”政策,经历了行业版图的重组,也正在参与发展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大计。45年前,高考曾经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决定了那一代人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但45年后,在时代的发展和自我的不断变革中,高考不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出路,更像是人生奋斗的一个阶段,一次经历。在此,让人不禁深思,“高考改变命运”在现阶段的中国会成为一句“毒鸡汤”吗?
1977年10月,在邓小平的支持及领导下,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阀门终于再次开启,千万名学子涌上街头,高呼庆祝这一改革壮举,因为他们等得实在太久太久了。
文革十年,无数学生的学业被荒废,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整个教育体系处于瘫痪状态,大家犹如惊弓之鸟,生怕一不注意就会引火烧身,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师们给了学生希望,他们没有把派系斗争施加到学生身上,甚至用尽一切机会坚持对学生们进行德智体美劳的教育工作,日复一日,直到当年7月邓小平的地位恢复,随即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尽管当时的教育部最初发布的报告并没有打算马上恢复高考,但是小道消息的不胫而走给了无数青年想要改变命运的希望和信心。在高考这条羊肠小道上,在当时暗潮涌动的社会背景下,高考二字背后的含义远重于一切。
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是当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77届考生中唯一一个入党的学生。
他在《二外四十年》一书中回忆道:“与成千上万的同龄人相比,与我那些朝夕相处的伙伴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有机会站在了这条新的起跑线上,人生的轨迹也随之变化。但我深知,这绝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改变,更是一个时代的改变,一个历史的进步。”
王毅以中学学历的通讯兵身份逆袭到如今的中国国委这个例子极端吗?我认为不极端,这是他们这代人在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和上山下乡的洗礼后所拥有的共性。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的入学考试,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望、对人才的尊重,更是一个国家百废待兴的时代拐点。如今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离不开当初参加高考学子的贡献,也离不开后来人在新中国的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这是知识的力量,也是恢复高考制度带来的蝴蝶效应。
高考既然能让寒门学子成功跃过龙门,自然就成为了大家都愿意去做的事情,从高考制度恢复到现在,高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直到2006年河南考生蒋多多发出了第一声“呐喊”。
蒋多多在06年的高考中,在所有科目考卷的答题区内洋洋洒洒的写下了对教育制度的“抗议”,这8000字的不满只为一个目的--引起社会对应试教育的重视。
08年贵州考生李坚高考时故意全科考0分,在考场上即兴撰文《作文与嫖妓》反对现行的应试教育。同届安徽考生徐孟南在接触到批判当代教育制度的文章后效仿蒋多多等人,也在考场上全科挂0博取关注。
他们都在试图以一己之力和中国的教育制度抗衡,有人说他们蠢,有人理解他们的年少轻狂,也有人认为应试教育已经过时了,需要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机制。
15年有一部纪录片《中式学校》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争议,如果把中国的教育体制和西方的教学模式进行对调,是否能验证出教学体系的优劣势?
起初发起这项实验的目的在于英国想向高考大国--中国取经,而中国想实验教育方式的更多可能性,二者一拍即合。最后大家都预想到了,实验的结果就是双方都水土不服。
原因在于西方的教学大纲更具有个性化,他们会根据学生个体的能力来制定不同的教学方式,而中国只有一个教学大纲,一个统一标准,这样使得中国的教育环境更加具有竞争性。
这样一部剧情式的纪录片显然不能窥探出中国对理想教育的模式探索,这最多只能反映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背后更大的原因或许在于国情的不同。
2021年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竞争激烈,对人才的要求提出了更高标准,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内卷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自古以来,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思想根深蒂固,大多数人对中国老师的印象是严肃的,高压的,这也是对传统教育的刻板印象。
被实验的英国学校前教务长坦然表示,英国也分公立和私立学校,但是英国的公立学校施行快乐教育,私立学校奉行精英教育。所谓的精英教育是指和中国的学生一样,执行严格、刻苦的苦读教育,因为他们未来将成为英国首相、国会议员以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而公立的学生会因为学习压力小,被名校录取的概率小逐渐和读私立的同龄人迅速拉开阶层。
可以说英国的精英教育是由特定的社会阶层群体塑造出来的教育模式,中国的教育体制从主观上不分阶层、不分身份、不分贵贱,在实质上为所有的中国孩子提供了类似英国精英才能享受到的高质量教育。
毛泽东在《送瘟神》里曾说:六亿神州尽尧舜。如果非要给中式教育一个另类的标签,那就是“鞭策每一个人的努力”。
那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蒋多多等人对应试教育的反抗是具有前瞻性的吗?也不尽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应试教育有弊端也有其优势,就中国的国情而言,
资源的“公平”是这类问题的核心。包括近几年的高校扩招、研究生扩招都表明了一个问题,中国高校目前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与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相比数量还远远不够,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侧面体现了采用应试教育的重要性。
何谓理想教育?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看法,中国的考试制度起码给了一个固定的标准来体现公平,给了不同背景的人一个向上晋升的通道,保证了阶层的流动动力。对于蒋多多等人的行为,无疑是蚍蜉撼树,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发展特征,应试教育能从古代延续到现代是有它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应试教育被人诟病在于教育方式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像衡水中学这类的超级中学就是典型的问题代表。衡中曾经是寒门学子跃迁的跳板,如今反而成为他们跃升的第一道门槛不免让人胆寒,这个被称为“高考工厂”的“衡水模式”让衡中在中国的教育界如雷贯耳,不少学校机构前去学习、模仿,于是经典的宣传语现世了,“你来,我们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们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这种现象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
在中国第二个百年大计的发展伊始,一系列政策重磅出台,引发行业地震,成为全行业的“运营指南”,也让我们见证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代大变革。
我不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也不是素质教育的“受益者”,但我认同闫闯编辑的观点:素质教育是对应试教育误判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教育观念,但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变成了一句口号也无可厚非。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国民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复杂性、经济发展需求等问题使得中国对人才发展的要求全面拔高。如果仅刻意或强调培养某一能力的成长,学生的其他能力必然受到遏制和削弱,要注意的一点是,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应试教育的贡献,推行素质教育是在应试教育的基础上合理扬弃的,我们不能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对立比较。
在教育体系里最大的主体是家庭、学校和外部机构,一旦主体的职能被本末倒置就会形成一种畸形的教育观念。应试教育虽然有着特定的贬义内涵,但是和素质教育相比具有不同的目的性和手段性上的本质区别,在解决需求这种根本性问题上,更是由个人价值导向决定的。
现阶段全行业的大洗牌只能向我们说明一个事实,资本和国家发展的价值观并不契合。而教育在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这一阶段中承担了重大责任,如果社会要转型,首先要统一的就是全社会的价值观导向,这就必然引发资本退场,行业重组。要改变学校多年以来的被动状态,就要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用人体系,选人标准。教育目标的转变结果也将在未来体现到经济发展的建设上,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中国发展的全局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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