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教育转型出路在何方？在线教育平台大有可为

　　“双减”政策的出台，于教培机构、教育出版机构、学校而言都是一次重要变革，各方用“急刹车”“敲警钟”来形容其作用和意义。教育出版机构也从中得到重要提示和警醒，未来面临的“责任更大、要求更高”。

　　教育出版机构纷纷表示，经历这次洗牌，原有教育出版格局将出现新变，要做好“双减”政策解读，在有关部门指导下，找准自身定位，及时调整方向。

　　现代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春霞认为：“以前出版机构作为教培内容的供应方、推广方，在家庭、学生、教培机构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新格局下，教育出版机构一方面要从教育高质量的目标出发，服务学校教学主阵地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接学校教育需求，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做好策划、多出好书。”

　　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峰将这种变化细化到图书品种、选题策划、发展方向3个方面，并结合该社具体情况指出教育出版调整的指向，“从品种来说，原有面向教培的教辅产品会下架，相应教辅图书品种都会减少。从选题来说，教育社要及时调整，侧重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学生学习能力方面的选题，而不是搞单纯的题海战术。从发展方向来说，要提高教育知识服务能力。当下缺乏的是素养导向的优质内容，能满足个性化学习要求的分层作业。”

　　“教育出版板块的内涵很丰富，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实践、教学研讨以及教学辅助材料等内容的出版，均会朝着提高核心素养的方向平稳过渡”，清华大学出版社考试编辑室主任陈明认为，“在培训资料出版、培训讲师关联网课等方向几乎已经被切断的情况下，培训行业必将面临大范围转型。出版社更加青睐高中优秀教师和优质教育资源，所出版的内容也将符合国家的长期战略发展需要”。

　　转型：“知识服务商”始终是方向

　　从“内容服务商”转向“知识服务商”，一直是教育出版机构近年来的努力方向。“双减”政策的落地可谓“助推剂”，加速了这一进程。在遵循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各方都在观势蓄力，挖掘未来更大的空间。

　　面对“不转型就转行”的困局，教培机构积极寻找新赛道，有些一夜之间下线学前业务线，有些摇身一变转做托管机构。

　　这其中，与出版社合作孵化顶尖图书品牌，将优秀教学成果及教研产品以图书的形式呈现出来，补位高质量教育资源，是一条可行道路，其实这也正是业内一直关注并提到的“书课一体化”模式。

　　多年来教培机构经过大力投入开发，拥有了丰富的名师资源、海量后台大数据，打造出部分高水准的学习内容，这些资源经过出版社编辑的规范化处理、专家的再次把关，内容适用性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也为双方发展注入新活力。

　　“‘双减’政策是为了让教育回归本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不仅不能减少，与过去相比，还要经过进一步地去伪存精、筛选过滤。”王春霞表示，在这方面，现代教育出版社作为国家级出版机构，有这个初心，更有这个决心，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教育出版机构与教培机构的合作更要建立在这一前提下。据她介绍：“整合后的现教社比以前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平台、更丰富的渠道，将选取符合相关要求、社会责任强的教培企业开展合作，从供给侧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内容，从需求端科学合理规划，满足青少年和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记者发现，今年6月，高途课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达成图书项目深度合作，双方将联合出版小、初、高学段高途课堂品牌教辅图书，还将在成人教育领域以及社科领域进行图书的合作出版工作。此外，高途将与清华大学开展校企合作模式，参与合适的科研课题。

　　陈明对此表示：“‘双减’政策是一个对教育领域影响深远的指导性意见，将彻底改变教培行业的发展方向，使其朝着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方向规范发展。未来教育出版机构和教培机构的‘合作’，一定是基于内容层面，这要求出版社有专业的队伍去对接，有完善的机制去保障。清华社的这类合作总体占比很小，主要以内容合作为主，以专有出版权赋予出版单位的权利，来保障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据潘峰介绍，山西教育出版社与教培机构的合作也不多，教培机构从业人员中有优质的教辅作者，他们了解学情和课改动向，正面临转型，教育出版社应该抓住时机，笼络人才，一方面可以补充作者资源库，另一方面可以改变教辅编辑人手不足的现状，做更适合中国国情和学情的教辅产品。

　　新机：全民阅读、在线平台大有可为

　　梳理“双减”意见，其中“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阅读和文艺活动……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等内容与出版行业息息相关，对于教育出版，甚至少儿出版、全民阅读、在线学习平台来说，完全可以结合自身特色，抓住机遇，做好规划。

　　“双减”后，素质教育不能留下空白，而且要做得更好，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目的，王春霞向记者介绍。长期以来，现教社立足自身优势，主动聚焦发力“主题出版”和“大阅读板块”。今年以来，围绕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德育、美育等，推出了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主题出版类系列图书，包括“小故事大哲理”系列、“中国梦”系列、“文化符号话中国”系列以及《布花的稻草人》《大脚板老师有办法》《节日的样子》《童心美育桥梁书》等;定位青少年阅读提升，出版了以《北大阅读课》《阅读力决定学习力》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青少年课外优质阅读书籍，策划了丰富多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落实“双减”政策，学校面临着硬件设施资源不足、师资力量不够、课后服务个性化不足等问题，特别是数字化教辅、在线教学平台及其内容急缺。面对这些现实挑战，教育出版机构如何补位?潘峰认为，“教育出版要提升专业能力，从提供单纯的教辅内容转变为提供完整的课程资源和课程服务解决方案，为个性化、分层教育的需求提供专业服务。真正结合用户需求，设计出版形式和内容，有针对性地高效解决问题，这也是未来数字化出版的一种探索和形式。”

　　山西教育出版社也在助力“双减”落地方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政策出台后，该社迅速反应，对社里专为山西省中小学研发的数字化平台——“问导网”进行了升级，打造了适合山西教育现状的教学解决方案——“问导网3.0版本·数字云校”。“问导网数字云校”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依托于优质内容资源的分层作业、精准作业场景。把优秀教研成果以试题、视频等方式提供给学校教师做参考，结合大数据和AI技术，进行学情分析，实现内容+技术+数据的分层作业解决方案。

　　事实上，无论政策如何变，教育出版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教育市场的盘子也还在那里。也许未来教育出版从业者应该思考的是，在教培走偏、被及时叫停纠正的情况下，如何跟着政策找准路子，形成发展合力，共同做好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