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实居首要地位”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等人给国民党中央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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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在国民革命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久恽代英等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在1925年5月恽代英等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这封信保存在编号为“汉5304·1号”的原始档案中，为毛笔书写原件。该信没有收入李良明教授主编的《恽代英全集》和《恽代英年谱》（包括增订本），故鲜为人知。笔者现将其照录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同志公鉴：

　　敬启者，我党自改组以来，鉴于以往徒用军事行动及政治活动以谋革命之缺乏基本力量，即着重宣传，以之为本党第一重要工作，此实改组精神所寄也。总理遗嘱亦云，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革命成功，须唤起民众。可见宣传之重要矣，是宣传至少当与军事、政治等工作同一重视。今广东革命政府所在地军事政治均大有展布，北京倒直后我党在彼之政治活动亦属重要，中央所以有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设，以示特重。至在东南数省，而尤以文化先进著称之江浙等省，则无论军事政治，吾党均尚无施展之地。是则当以宣传为最要之工作，至宣传事业固非一端，而教育实居首要地位。盖革命之先锋藉以养成，且江浙等省风气文弱，重视读书人，教育界及学生在社会上，颇占地位，得一般人之信仰，是吾党在教育界上尤有占一重要地位，一方向青年宣传，一方据为势力地盘之必要。乃此数省之教育，历年来均为少数学阀绅阀把持，藉以捧场军阀，讨好官僚，以谋私利。于是学风委靡，以能结交官吏，能分其残沥，以维持学校门面者为能，群相效尤，不顾廉耻，所谓革命，所谓救国，既绝口不谈，一闻打倒军阀，尤掩耳疾走。士风如此，无怪一般社会，视革命为畏途，而以我党为捣乱矣。

　　去年齐卢之战，暴露此间人民之怯懦，而亦暴露酿成此战之东南教育界及士气之卑鄙无耻。有识者亦稍稍悟矣。齐卢战后，教育界不维精神宣告破产，即经济亦行将破产，更使人觉悟，逢迎军阀以致酿成此战之学阀之罪状，即身在教育界往常受彼等之欺骗，以为奉承军阀可以苟安者亦已失望，而有革命之动机。此正我党解剖齐卢战争所给与吾人之苦痛，宣暴学阀之罪恶于教育界，以博其同情，引起觉悟，以取破产学阀而代之，以揭櫫我党主义之教育，而养成进取的革命的学风之大好时机也。惟设立专其职责之机关，进行难期得力。为此请求仿广东北京军事政治委员会之例，特于教育事业特重之东南中心上海地方设—教育委员会，付予规划大纲、指挥进行之职权，统率教育界同志，一致的在教育界上为有主义有策略之活动，务达改变东南教育趋势而趋于革命之目的，是为至要。附拟该会设施大纲数条，开列如下：

　　（一）制定本党教育大纲

　　（二）确定教育运动方针并指挥同志从事教育活动

　　（三）计画并管理本党党办学校暨同志办理之私立学校事宜

　　（四）编审教材书目

　　（五）发行定期刊物

　　除请上海执行部宣传部转请中央核夺外，兹因朱季恂同志赴粤之便，再托其转呈，并要求出席陈述意见为幸。

　　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附设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

　　恽代英 高尔松 沈观澜 向警予

　　高尔柏 张霁帆 刘重民 王致九

　　糜文溶 侯绍裘 丁晓先 林 钧

　　朱季恂 陈贵三 孙宗堃 董亦湘

　　黄正厂 凌启瑞 杨贤江 柳亚子

　　史吟海 沈雁冰 韩觉民 姜长麟

　　谨上

　　关于这封信的时代背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闭幕次日，孙中山随即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建立以广州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为国民党最高行政机构。考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偏处广州，决定除广州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外，其余特别区，如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皆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到各地组织执行部，指挥监督各地党务之进行。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结束后，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张静江，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瞿秋白，以及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人相继抵达上海，认真执行关于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以执行中央党务的决议，积极组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经过国共两党人士的努力，具有国共合作意义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正式建立，并于同年3月正式对外办公。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初期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不久即发生分歧。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谢持就联合邓泽如、张继等向国民党中央呈递了《弹劾共产党书》。同年8月1日，周颂西、喻育之等人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后喻育之等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此后，左右斗争愈演愈烈。孙中山去世之后，虽然执行部内工作在短时间内得以延续，但是矛盾日趋白热化，执行部内国共两党人士逐渐分化，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的破坏活动愈演愈烈，时常在执行部内对共产党员实施排挤和打压，使他们不得不相继离沪退出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变得徒有其名，失去了起初国共合作的意义。

　　关于信中所提的“齐卢之战”，即江浙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成为国共两党的分歧之一。1924年9月，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进攻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和皖、奉两系早有联盟，因此支持卢永祥，并力图乘机北伐，推翻直系中央政府，统一中国，而中共中央则反对与任何军阀结盟。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认为江浙战争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能寄予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10月10日，上海国民党人召开双十节国民大会，国民党右派分子喻育之等主张支持卢永祥，反对齐燮元。上海大学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跨党党员黄仁等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反对支持任何军阀。两派发生冲突，结果，黄仁被殴伤，推堕台下致死。此事导致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叶楚伧向国民党中央申请辞去上海执行部职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此信后，7月7日正式函复上海执行部，在这份编号为“汉5304·2号”的原始档案中，国民党中央同意了恽代英等的建议，并“请上海执行部核办”，在信的结尾有邹鲁和廖仲恺的联合署名。

　　这封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信对东南诸省的教育现状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方案，该方案的实施使国民党的革命理念深入人心，为两年后的北伐在这些地区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信中阐述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实质就是要重视宣传，藉此来唤醒民众。江浙等地国民党从事政治军事活动效果不如广东北京明显，其原因在于宣传工作的缺失。特别强调了教育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江浙地区之前的教育，为当地学阀所把持，这些学阀讨好官僚、军阀，反对革命。只有通过教育改革，才有可能宣传发动有志青年参与革命。该信还通过分析齐卢之战，强调改变东南教育形势已经刻不容缓，并提出教育改革实施大纲五条，呈报国民党中央批准。这份教育改革计划对20世纪20年代东南数省发展教育、开展革命宣传至关重要，通过国共两党的努力，革命的观念在这一地区深入人心，为此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该信对研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的国共合作及恽代英等的革命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从该信的署名来看，这24人中很多人是中共党员，其中恽代英时任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韩觉民为宣传部干事。这封信函对研究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的国共合作，特别是恽代英等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及革命思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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